跨越時間與空間的藩籬，呈現色彩多姿的東亞儒學世界！

　　本書脫離「以國家為框架的國別研究」藩籬，指出當中國儒學東傳朝鮮半島與日本後，歷經異域學人的新解，使儒學日新又新且更具現代涵義。各家、各派、各國之思想家研讀經典、參與對話，提出新詮，不僅深化了儒學內涵，也擴大儒學的影響力。思想史視野中所見的東亞，是一幅彩色而不是單色的圖像。

　　全書共計十章，第一章分析概念史的類型及其移動作為本書提綱；第二～五章分別探討中國與韓國儒家知識與政治權力之關係，第六、七章專論日本儒者的倫理學立場與「中國」論述；第八、九章則探討東亞「儒家教育哲學」與「王道文化」在21世紀的新啟示與大中華的道路；第十章則回應日本思想史名家山室信一的東亞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
 

作者簡介

黃俊傑

　　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博士。曾任美國華盛頓大學、日本關西大學等校客座教授；新加坡儒家倫理小組顧問。現任臺灣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近年獲得學術榮譽：教育部國家講座（2013）、教育部學術獎（2011）、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通識教育終身貢獻榮譽獎」（2011）、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2010）。著有《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6，韓譯本2011由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出版，日譯本2014由ぺりかん社出版）、《東アジア思想交流史──中國•日本•台灣を中心として》（藤井倫明等譯）（東京：岩波書店，2013）、《東亞儒家人文精神》（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Humanism in East Asian Confucian Contexts（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0）、Taiwan in Transform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4）、East Asian Confucianisms: Texts in Contexts（Göttingen and Taipei: V&R Unipress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自序

壹、東亞近世思想交流中概念的類型及其移動
一、引言
二、東亞思想交流中的接受者主體性問題
三、東亞思想交流中概念的類別及其移動之效果
四、結論

貳、從東亞視域論中國歷史思維的幾個關鍵詞
一、引言：東亞歷史思維與史論傳統
二、歷史研究的目的：「通」與「經世」
三、歷史發展的動力：「勢」、「理」、「禮」
四、歷史運行的法則：「道」與「心」
五、歷史上的「黃金古代」：「三代」
六、結論

參、中韓歷史中儒家知識與政治權力之關係
一、引言
二、儒家知識與政治權力的不可分割性
三、儒家知識與政治權力的緊張性
四、結論

肆、朝鮮時代君臣對話中的孔子與《論語》：論述脈絡與政治作用（14-19世紀）
一、引言
二、政治脈絡中朝鮮君臣的《論語》論述及其得失
三、古與今的對話：《論語》在朝鮮宮廷中的政治作用
四、結論

伍、從東亞視域論德川日本儒者的倫理學立場
一、引言
二、「功效倫理學」視野中的「功業」優先論
三、「功效倫理學」視野中儒家的「仁」與「道」
四、德川實學思想脈絡中的功效倫理學及其問題
五、結論

陸、石介與淺見絅齋的中國論述及其理論基礎
一、引言
二、石介的中國論述及其宇宙觀與世界觀
三、淺見絅齋的中國論述之重要命題
四、東亞近世兩種中國論述的比較
五、結論

柒、東亞儒家教育哲學及其21世紀的新啟示
一、引言
二、什麼是教育？
三、教育何以可能？
四、如何進行教育？
五、結論

捌、王道文化與21世紀大中華的道路
一、引言
二、「王道文化」的內涵：從孟子到孫中山
三、「王道文化」是21世紀中國的道路
四、霸者必亡：歷史的教訓
五、「王道文化」在21世紀大中華文化圈的實踐
六、結論

玖、孫中山思想及其21世紀的新意義與新啓示
一、引言
二、歷史東亞與現實東亞：從危機到轉機
三、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內涵及其歷史背景
四、王道精神與21世紀東亞的道路
五、結語

拾、從思想史視野論東亞研究的幾個方法論問題：山室信一理論的再思考
一、引言
二、山室信一的出發點與理論基礎：若干問題的思考
三、山室信一理論的展開及其內部問題
四、結語

附錄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中的方法論立場及其創見
附錄二、《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日文版序
附錄三、《中國孟子學史》韓文版序
附錄四、《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越南文版序
引用書目
人名索引
名詞索引
 

自序

黃俊傑

　　《思想史視野中的東亞》這部書，共收錄近年來我在研究東亞思想史過程中，所撰寫的單篇論文10篇。這些論文的主題較具獨立性，其中部分論文是我近年來研究東亞儒家「仁」學這項課題時，為解決所觸及的諸多問題而寫作的獨立論文，所以彙整成為論文集付梓。我願在此書出版前夕，說明本書各文要旨，以就教於讀友。

　　進入21世紀以後，世局板蕩，輿圖換稿，在中國再起與亞洲崛起的新時代潮流中，東亞各國的人文研究出現兩個互補但互相激盪的研究方向：首先，源遠流長的以國家為框架的國別研究仍持續發展；但另一方面，以東亞為視域並將東亞視為一個區域的新興研究也風起雲湧，方興未艾。本書第1篇論文討論近三百年來東亞各國思想交流經驗中的「接受者主體性」、「概念的自主性」，以及交流過程所見的「概念的層級性」等問題。這篇論文以「道」、「仁」、「仁政」、「中國」、「革命」等在思想光譜上不同強度與層級的概念為例，探討這些概念在東亞思想交流中對異域的接受者之衝擊，以及異域接受者對這些概念，所採取的挪用與新詮。這篇論文是對於我所說的東亞思想交流中「脈絡性轉換」（contextual turn）現象（參看Chun-chieh Huang, East Asian Confucianisms: Texts in Contexts, Göttingen and Taipei: V&R unipress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apter 2, pp. 41-56）的進一步探討。

　　在20世紀以前的東亞思想交流史中，儒家思想居於主流之地位。本書第2篇論文分析深深浸潤在儒家傳統中的中國歷史思維的幾個關鍵詞，呈現中國歷史思維中「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密切關係。我在拙著《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年）書中，曾對中國歷史思維中「事實」與「價值」綰合這項事實有所探討。本書第2篇論文進一步指出，這種歷史思維的特質不僅呈現在傳統中國歷史寫作之中，也見之於12世紀朝鮮史家金富軾（1075-1151）所撰《三國史記》，以及20世紀連橫（雅堂，1878-1936）所撰《臺灣通史》的史論文字之中。

　　本書第3篇論文比較中韓歷史所見的儒家知識分子與兩國政治權力之間，既不可分割但又互有緊張之關係。第4篇論文討論朝鮮時代君臣對話中的《論語》，可以具體顯示儒家經典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高文典冊，而是與現實政治密切互動的政治福音書。《論語》這部經典對朝鮮君臣的政策與措施，發揮引導性（orientative）與評價性（evaluative）之作用。朝鮮時代的朝鮮君臣在詮釋儒家經典文本時，就已經同時在運用經典文本。

　　在中日思想比較視野之中，如果說中國儒者（尤其是宋代理學家）傾向於「存心倫理學」，那麼，相對而言日本儒者（尤其是古學派儒者）浸潤在「實學」思想氛圍之中，多半傾向於「功效倫理學」。本書第5篇論文析論德川時代日本儒者的「功效倫理學」立場，指出日本儒者對「善的本質是什麼？」這個問題不太關心，他們念茲在茲的問題是：「善行能產生何種效果？」這個問題。日本儒者的哲學立場，比較接近北宋功利學派諸君子的哲學立場。

　　本書第1篇文字論東亞交流史中概念有其層級性時曾指出，普遍性愈高的概念如「仁」或「道」，愈容易被異域人士所接受；特殊性愈高的概念如「中國」這個概念，就愈難以被異邦知識分子所接受，而必須加以「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進行「脈絡性的轉向」。本書第6篇比較11世紀中國北宋石介（1005-1045）的〈中國論〉，與18世紀日本淺見絅齋（1652-1712）的〈中國辨〉這兩篇同樣論述「中國」概念的論文，指出石介與淺見絅齋同樣使用「中國」一詞，但卻呈現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也有互異的理論基礎。在東亞歷史上，凡是歷史扉頁快速翻動的關鍵時刻，東亞知識分子莫不對中國的動向，付予深刻的關懷。以20世紀歷史為例，1920年代是中國歷史再次經歷巨變的年代，1928年6月，北伐完成，中國統一，中國知識界爆發「中國社會史論戰」，尋找中國未來的路向。1914年，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發表〈支那論〉，1924年又發表〈新支那論〉，表達他對中國動向的看法。一些日本知識分子，也提出各形各色的「中國改造論」。1926至1927年，臺灣知識分子也在《臺灣民報》中，爆發「中國改造論」的論辯。在抗戰末期的1943年，羅夢冊（1906-1991）在大後方重慶撰寫《中國論》一書。今日的中國與東亞，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上，中外知識界的中國論述，雜然紛陳，言人人殊，本書第6篇論文正是寫作於這種歷史背景之中。太史公司馬遷（145？-87？BCE）著史所展現的「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的歷史慧識，我雖不能至，但心嚮往之。在歷史棋局旋乾轉坤的21世紀，本書第6篇文字亦有其「述往事，思來者」之微意云爾。

　　21世紀的東亞一方面經濟快速成長，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火樹銀花的繁榮景象；但是，另一方面，各國的民族主義卻甚囂塵上，東亞的國際關係頗為緊張，戰雲密佈。在中西文化激盪爭衡的21世紀之際，東亞儒家教育哲學與儒家王道政治的理念，都深具新時代的啟示。本書第7及第8兩篇論文，就檢討東亞儒家以「為己之學」為核心的教育哲學，與以「王道」為中心的政治哲學的內涵，並展望它們對21世紀的新意義。本書第9篇進一步探討孫中山（1866-1925）先生1924年在日本神戶所提出的「大亞洲主義」中的「王道」思想，及其提出時的中日關係史與世界史的歷史背景。在21世紀亞洲各國民族主義快速發展，國際關係日益緊張的今日，孫中山思想對亞洲和平的建構，實有其深刻的啟示。

　　在近年來諸多以東亞作為「接觸空間」的思想史論著中，山室信一（1951-）的理論特別值得重視。本書第10篇論文，檢討山室信一所提倡以東亞之「空間」作為「思想」的研究進路及其可能的問題。

　　總之，思想史視野中所見的東亞，是一幅彩色的而不是單色的圖像。儒學傳統固然在東亞思想交流中始終居於主流之地位，但是其他思潮（如佛教）也波濤洶湧，呈現「萬山不許一溪奔」的景象；而且中國儒學東傳朝鮮半島與日本之後，都歷經異域學人出新解於陳篇，高潮迭起，窮島嶼之縈迴；峰迴路轉，列岡巒之體勢。儒學傳統在東亞之得以日新又新，正是由於既有源自於古代儒家經典的源頭活水，又有中、日、韓、越異時異地的國君與儒臣為經典讀入現代政治涵義，從經典中汲取現實政治的靈感；更有各家各派的思想家之參與對話，提出新詮。不同哲學立場的各國儒者在閱讀經典，主客相搏之際，山川為之震眩；各派儒者激辯之時，常常聲析江河，勢崩雷電。在山室信一所謂「被創造的東亞」（創られるアジア，相對於「被賦與的東亞」〔与えられるアジア〕而言）之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東亞」地域實際上是一個眾聲喧嘩的劇場，而不是一首由單一國家所指揮的交響曲；17世紀以後東亞各國的主體性雖然逐漸形成、茁壯，但是，東亞各國卻也都分享儒學、佛教、漢字、中醫等共同文化元素；在歷史的地平線上，所謂「東亞」這個概念，恆處於東亞各國人民的交流互動之中，而不是抽離於各國人民之上的抽象概念。作為東亞思想與文化之主流的儒家價值體系，一直是東亞各國知識分子與庶民大眾共享的精神資產，而不是由少數權力菁英所壟斷的意識型態。儒家「王道文化」的精義正在於此。
 

參、中韓歷史中儒家知識與政治權力之關係（摘錄） 儒家知識與政治權力的不可分割性 在中國歷史與朝鮮歷史上，儒家知識與政治權力之間有其不可分割性。所謂「不可分割性」，特指以下兩項涵義：（1）兩者具有互相依賴之關係：儒家知識系統依賴帝國權力的羽翼、支持才能繁衍壯大，而帝國的穩定則依賴儒家意識形態的背書、支撐。（2）兩者之間具有互相滲透之關係：儒家知識系統滲透到帝國政治運作之中，而成為帝國意識形態的基礎，而帝國的權力系統也滲透甚至改變儒家知識的內涵。 （一）互相依賴性 我們先看中國史的經驗。漢帝國的創建者漢高祖劉邦（在位於202-195BCE）即位之後，就面臨帝國如何而可以長治久安這個問題。劉邦在爭奪政權的時候，對這個問題尚無所覺，所以曾以「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一語斥責陸賈（240-170BCE）。但劉邦即位不久，就感受到政治權力必須有意識形態的支持，因而轉變對儒學的態度。漢武帝（在位於141-87BCE）就是在這個尊崇儒學的既有基礎上，更進一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獨尊在中國歷史上所帶來的立即效應，就是拉近了學術與政治之間的距離，儒學的經典如《尚書》、《春秋》等，都在政治上產生重大的影響力。《孝經》從漢初開始就對統治階層深具影響，惠帝（在位於195-188BCE）以後大漢帝國的皇帝均以「孝」為諡號。儒家的核心價值「孝」，成為大漢帝國皇帝的標箴。在大漢帝國政權的羽翼之下，儒學也駸駸然成為學術之大宗。從漢武帝以後，中國歷代統治者都以儒家文化的守護者自居，使儒學獲得了繁衍壯大的機會。但是，成為中華帝國的主流學術思想的儒學，透過科舉制度而為帝國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儒臣官僚，也為帝國鞏固了意識形態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