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教授韓森曾與中國學者榮新江主持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與耶魯大學歷史系合作的「重聚高昌寶藏」計畫。《絲路新史》根據絲綢之路上七個地點 （其中六處在中國西北地區，一處在撒馬爾罕外圍）考古發掘的文書和文物，寫成一部關於絲綢之路的新史。「絲路」二字首次出現在在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 的地圖中，隨著後人不斷沿用此一名詞，加上（對漢、唐、貴霜、羅馬等官方歷史）的傳統研究推波助瀾，絲路作為一條貿易之路並以絲綢為貿易大宗的錯誤形象漸 漸成形。本書見解處處挑戰傳統觀點，解讀近百年絲路沿線綠洲出土文物與文書，衝擊人們過去對「絲路」歷史的錯誤觀點與想像。例如：

　　絲路不是從長安一路通往羅馬的一條商路，而是由多個短程路線斷續組成。

　　漢帝國和羅馬帝國（大秦）從未發生直接貿易（考古出土最早的羅馬硬幣屬於拜占庭帝國）。

　　絲綢更常被當成貨幣而不是商品。

　　對絲路居民而言紙張比絲綢更為珍貴。

　　絲路城鎮市集上販售的更多是當地產品，而非舶來品。

　　絲路的主要旅人不是商人，而是受地方戰火波及而流離失所的難民與使節團。（在尼亞發現的近千件西元三、四世紀佉盧文書中僅一件提及「商人」。）

　　絲路貿易的常態是綠洲居民短程、以物易物的小規模貿易。

　　作者撰寫本書時特別重視這條道路上交易最為頻繁的商品之一：回收再利用的紙張，以及文書的書寫、保存及其攜帶的祕密。絲路居民很少銷毀紙張，而是收集起來再 利用。寫了字的官文書、契約等紙張最後成為紙鞋的鞋底、紙糊塑像和其他隨葬品。這些文書以絲路上多元文化的多種語言寫成，如古漢文、梵文、粟特文、佉盧文 等，其中許多是只有少數學者能理解的死語言。當考古學家用蒸汽把這些文物分開時，隱蔽的紙張層被分離，記載在紙上的祕密躍然呈現。通過這些紙張，考古學家 閱讀著有關布匹價格、財產糾紛、醫藥處方以及一千年前某市集中關於一個女奴價格的記載。出土文書在《絲路新史》一書佔有重要位置，這些文書提供難得的機 會，讓我們能夠洞悉絲路上一般人的生活圖景，並且有機會識別出事件的主要參與者、交易的主要貨品、沙漠旅隊的大致規模，以及貿易對這些地方的影響。

　　閱讀本書後，讀者會發現絲路上更有趣且更頻繁發生的是文化、宗教信仰和技術上的交流，比起過去我們以為的貿易之路，其歷史重要性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中敦煌石 窟更是絲路社群維持近千年的宗教寬容特質的體現，藏經洞就像一個時空膠囊，佛教僧人似乎是有意識地保存用梵文、于闐文、吐蕃文、回鶻文和粟特文書寫的摩尼 教、祅教、基督教、猶太教與佛教諸文本，確保這些珍貴歷史不受伊斯蘭侵略者的破壞。　

內容特色

　　集合百年考古發現的重新詮釋，顛覆一般人的絲路想像

　　「若根據任一時間點的運載量、交通量或旅人數量是評估一條路線，那麼絲路可說是人類史上旅行量最低，或者說是最不值得研究的一條路線。不過絲路改變了歷史⋯⋯儘管絲路不能算是一條商業路線，但它具有歷史重要性——此路線網是地球上最著名的文化動脈，溝通著東西方的宗教、藝術、語言與新技術。」——《絲路新史》

　　「隨不同族群沿著不同路線穿越中亞，東西之間的文化交流確實發生了⋯⋯難民、藝術家、工匠、傳教士、搶匪與使者全都沿著這些路線前行。他們有時從事交易，不過那不是他們旅行的主要目的。」——《絲路新史》

作者簡介

芮樂偉．韓森（Valerie Hansen）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唐宋社會史、中國絲路社會文化史。著有《開放的帝國：1600年前的中國歷史》（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譯者簡介

李志鴻

　　臺大歷史所博士生，研究興趣是東亞佛教王權、古代國家與國際關係、以及東亞跨域的文化交流。

許雅惠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耶魯大學藝術史系博士。從中國青銅時代的考古與美術入門，後來注意到「復古」在中國文化中的特殊地位，開始研究漢代以降的復古藝術，同時也關注古代的大眾傳播媒體--印刷圖籍--在知識傳播中扮演的角色。曾任職故宮博物院，策劃數檔展覽。

黃庭碩

　　臺大歷史所博士生，研究領域集中在唐五代，對於地域文化、政治與社會的互動諸課題懷抱著高度的興趣。

吳國聖

　　臺大歷史所博士候選人。專攻非漢語文獻與歷史語言學研究，目前主要研究內陸亞洲史與蒙古帝國史。

引言
第一章 在中亞的十字路口上：樓蘭王國
第二章 通往絲路語言知道：龜茲和克孜爾石窟
第三章 中國與伊朗之間的中途點：吐魯番（高昌）
第四章 絲路商人粟特人的家鄉：撒馬爾罕和索格底亞那
第五章 絲路的世界之都終點：歷史長安、現代西安
第六章 絲路歷史的時空膠囊：敦煌石窟
第七章 佛教與伊斯蘭教進入新疆的大門：于闐
結論：橫貫中亞的長程陸路史

作者韓森教授中文版自序
 
　　自二○○一年起陸續在西安、太原發現數座粟特墓葬，令人驚喜萬分。二○○四年四月，中、法雙方的研究機構在北京共同舉辦了一場研討會，會議結束後，約有十五位與會的外國學者繼續前往西安，參訪西安市考古所（現在改為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院）。由於時值學期當中，北京的中國學者們無法與我們一同前往。
 
　　當我們在機場辦理登機時，櫃檯詢問我們的領隊是誰。大家面面相覷，心想像這樣一群持有美國、英國、日本、法國、加拿大護照的旅客，若是在紐約或巴黎機場，大概不會碰到這個問題。但在中國，我們需要一個領隊帶領。於是，我自願作大家的領隊，在接下來三天的旅程中，我得到此生最大的榮耀：每個人都稱我「女薩寶」。「薩寶」這個詞是粟特文中用來稱呼商隊首領的，就我所知，歷史上沒有一個粟特薩寶是女性，換句話說，我是有史以來第一位女薩寶！
 
　　在考古所所長孫福喜與史君墓發掘者楊軍凱的幫助下，我們在西安有一趟充實的旅程。我們看到史君墓的墓葬（考古報告於二○一四年正式出版），以及墓中出土的粟特文、漢文雙語墓誌 （見本書第五章）。之前在北京的會議中，孫福喜已經發表了漢文墓誌，吉田豐也譯出了粟特文部分，現在有機會目睹實物。當考古學者們將石槨開箱時，我們因強烈的保存劑而咳嗽，接下來葛勒耐（Frantz Grenet）一面看著石槨上的圖像，一面解釋著這些圖像的意義—有時甚至在我們還沒有意會到畫面的構成之時。這是場愉快的參觀，大家貢獻自己的想法，有時出現爭執，像是葛勒耐認為當中一位神祇屬於摩尼教或道教，魏義天（Etienne de la Vaissiere）則不同意這個看法。往後數年，學者們持續在期刊、論文中爭論著彼此的見解，但我永遠記得在西安考古所密閉的庫房中，大家第一次見到這些複雜難解的圖像時的情景。
 
　　當時在場的絲路學者還有我研究所時代的同學與朋友盛餘韻（Angela Sheng），日本學者荒川正晴與森部豐，法國學者童丕（Eric Trombert），他比任何外國學者都瞭解敦煌文書與中國農業，以及英國的歷史語言學者尼古拉斯．西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他所英譯的粟特文古書信已是公認的定本。
 
　　國際化是絲路研究的特點，也是它迷人之處，來自各國的學者自由地分享他們關於絲路文書與文物的見解，就像古絲路上的綠洲一樣，歡迎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群來此定居、崇拜各自的神祇。在絲路研究的頭一百年（一八九五—一九九五年），學者們隱然各有分工：歐洲與日本學者研究粟特文、佉盧文、吐火羅文、藏文、和闐文等死文字，而除了季羨林等少數例外，中國學者多半研究漢語資料。近年來，也有臺灣出身的學者研究起絲路上的死文字。
 
　　這本繁體中文譯本的問世，我要感謝四個人。任教於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的許雅惠教授，她在耶魯大學藝術史系取得博士學士，在跟我考資格考的學生當中，她是第一個選擇中古絲路作為口試領域的。當麥田出版社與她聯繫，表達出版中文版的興趣時，她推薦了三位研究生來翻譯：吳國聖，台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專攻蒙古帝國史與內陸亞洲史，負責翻譯第一章至第四章。李志鴻，就讀台大歷史系博士班，研究東亞的王權與宗教，翻譯第五、六章。黃庭碩，目前也就讀台大歷史系博士班，關注唐代後期南方的士人與政治，負責第七章、前言與結論。由於絲路涉及的人名、地名眾多，為求翻譯的一致正確，二○一三年秋天，他們每個月定期聚會討論。翻譯完成後，許雅惠教授仔細地修訂了中文譯稿。我感到非常幸運，有一群人如此審慎地翻譯這本書。

 
韓森
於耶魯大學
7/5/2015

結論：橫貫中亞的長程陸路史 如果說任一時間點的運載量、交通量或旅人數量，是評估一條路線重要性的唯一判準，那麼絲路可說是人類史上旅行量最低，或者說是最不值得研究的一條路線。 不過絲路改變了歷史，多虧有那些設法橫越部分絲路或全程的人，將自己的文化如異國種子般帶到遙遠的土地上播種。他們在新的家鄉茁壯，與本來就住在當地的居民通婚，而且往往持續與後來的新族群融合。作為經濟活動持續發展的據點，這些綠洲城市宛如燈塔，吸引著更多的人越過高山、穿過沙海而來。儘管絲路不能算是一條商業路線，不過它具有歷史重要性——這個路線網成為地球上最著名的文化動脈，溝通著東西方的宗教、藝術、語言與新技術。 嚴格說來，絲路指涉自中國往西，通過中亞，抵達敘利亞（及其後地點）的所有長程陸路路線。這條路上沒有任何不尋常的地景會吸引飛越上空者的目光。描述此路所經之地特徵的不是人造物，而是百分之百自然的高山隘口、山谷，以及沙漠中的泉水。這裡沒有任何道路鋪設，絲路的系統性繪圖直到二十世紀才出現。從西元三至十一世紀——亦即中國勢力深入此區域的高峰期——生活在各個路線上的人不曾使用「絲路」一詞。請記住，一八七七年，李希霍芬首次在地圖中（見彩圖2—3）使用「絲路」之前，這個詞根本不存在。 這些路線可回溯至人類的起源。任何能走路的人都有辦法長途跋涉、穿越中亞。在遙遠的史前時代，人們沿著這些路線遷徙。現存最早的跨境貿易證據大約出於西元前一千兩百年，我們發現產自于闐的玉出現在黃河以北河南省安陽的商王墓。中亞周邊各社會間的接觸，像是中國、印度、伊朗，在西元前第一千紀一直持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