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獲得國立編譯館99年度「獎勵人權教育、道德教育與生命教育出版品」佳作
　　《污名》是一場極富啟發性的考察旅程，探索著一群無法符合社會所稱「正常」標準之人的生命情境。這群人由於不能得到社會的完整接納，於是成了被污名化的人。身體殘缺者、精神疾病患者、吸毒者、賣淫者、或因其他各種原因而遭放逐者，都必須不斷努力適應自己不穩定的身分認同。他們的自我形象始終對抗著別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形象。
　　社會學大師高夫曼廣泛運用各種自傳與案例研究的材料，分析被污名化之人對自身的感受，以及他們與「正常人」之間的關係。他探討這些人用來處理遭受他人排斥時的各式策略，以及他們所投射出的各種關於自身的訊息。這本經典之作提醒了我們：人人都可能成為蒙受污名者，也可能成為施加污名的共犯。此為高夫曼帶給我們最深遠的「社會學的想像」。
本書特色
　　高夫曼的《污名》，是每個出版者都夢想能夠出版的經典之作。過去幾年來，不時有出版社宣稱取得本書的繁體中文版權，然而始終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甚至還有先完成中文版序者，可惜最後也未能真正出版。
　　不少人對本書的中譯本引頸期盼。一方面，高夫曼的學思生涯十分殊異而令人心生嚮往。另一方面，「污名」概念早已成為許多領域的重要研究視角。舉凡社會學、文化研究、社會工作、公共衛生、心理學、特殊教育、犯罪學等相關研究者，無不從本書深受啟發。這部遲來的中譯本將帶給讀者新的觀看眼光，讓我們重新省思這個充滿歧視、處處污名的台灣社會。
作者簡介
高夫曼（Erving Goffman）
　　當代美國社會學大師。1922年生於加拿大愛博他省（Alberta）的曼維爾市（Manville），1953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及賓州大學。1982年獲選為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高夫曼曾是全球薪水最高的社會學教授，一生不願接受訪問、不立學派、不立鉅型理論，連照片都極少。但為了研究，他的身影卻不停穿梭在小島、精神病院、賭場等地，一步步探索從沒人認為重要的「面對面互動」領域，讓這個新的視野誕生、開展，以致影響後世甚巨。著作包括《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1959）、《精神病院》（Asylum, 1961）、《相遇》（Encounter, 1961）、《公共場所的行為》（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1963）、《污名》（Stigma, 1963）、《互動儀式》（Interaction Ritual, 1967）、《策略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 1969）、《公共場合的關係》（Relations in Public, 1971）、《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 1974）、《性別廣告》（Gender Advertisements, 1976）、《談話的形式》（Forms of Talk, 1981）。
譯者簡介
曾凡慈
　　台大社會學博士，目前為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
　　學術興趣為醫療、性別、科技與社會。
　　日常生活忙著喝咖啡、下廚、跟人閒聊、逗貓耍樂，看閒書。

導讀：人間何處無「污名」∕孫中興推薦序：高夫曼、污名與社會學的想像∕陳東升譯序前言
第一章：污名與社會身分基本概念自己人與知情者道德生涯
第二章：訊息控制與個人身分明貶者與可貶者社會訊息可見性個人身分傳記傳記性的他人矇混通關訊息控制的技巧掩飾
第三章：團體結盟與自我認同矛盾專業呈現內團體的結盟外團體的結盟認同的政治
第四章：自我與他者偏離與常規正常的偏差者污名與現實
第五章：偏離與偏差
注釋

推薦序
高夫曼、污名與社會學的想像
　　三年前，我在台大社會系開授社會學英文著作選讀，選用美國大學普遍採用的讀本──Mapping the Social Landscape。這本書精選了有影響力的社會學重要作品，而且是大一學生讀得懂、並讀得出社會學意義的著作。在課堂上，我們一起閱讀有關文化、社會互動、社區、社會階層、偏差行為等主題的素材，不斷地看到這些美國代表性學者引用高夫曼的作品，讓我和同學對高夫曼的學術影響力，印象非常深刻。
　　現今要透過社會學的觀點去瞭解社會互動的過程和作用機制，幾乎不可能不經過高夫曼的理論視野。因此我在講授普通社會學時，一方面將高夫曼詮釋社會互動、行動者認同與偏差行為的觀點介紹給修課的同學；另一方面，我對高夫曼作品的興趣也越來越濃。所以，當我知道台大社會系畢業的曾凡慈博士精心翻譯了高夫曼的經典名著《污名》即將順利出版時，我非常的興奮，台灣的學生終於可以透過凡慈的翻譯，快速而精準地接觸到高夫曼的觀點，進而發展出自己對於社會現象深刻的見解。
　　《污名》是高夫曼廣泛被引用的作品，除了探討主流社會成員對於社會弱勢群體給予負面標籤的過程，以及這些弱勢行動者透過不同策略的回應外，最精彩的部分莫過於揭露社會底層在向上流動的過程中，是如何揚棄舊的身分與污名，並利用各種掩飾和表演的策略來建立晉升上層社會的新身分認同。我在課堂上和同學討論過一篇個案研究論文，就是探討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就讀美國常春藤菁英大學法學院後發現，如果不改變自己的身分、裝扮與行為舉止，無法順利找到實習以及進入著名律師事務所工作的機會，因而逐漸放棄原有的理想和身分認同，開始模仿與學習出身中上階級家庭的學生。這篇論文的作者應用高夫曼從《污名》發展出來的理論概念，非常細膩地深度描繪出這個身分轉換過程。
　　高夫曼的創見極具魅力，剖析社會現象細膩而深入，影響了後世許多研究領域。然而，唯有精細閱讀才能體會高夫曼豐富的社會學想像力，《污名》的出版，正是提供有心的讀者這麼一個用心的好機會。
陳東升（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導讀：人間何處無「污名」孫中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污名》的聖／盛名聽到群學的劉鈐佑兄要出版高夫曼的《污名》我的心情是憂喜參半的（相信學界不少人拿到這本書也會有同樣的複雜感）：喜的是又等到一本高夫曼的中譯本，現代的中文讀者可以分享當時我們閱讀英文書的樂趣和煩惱；憂的則是高夫曼風格的英文翻譯出來的詞句和文筆會不會讓讀者氣到乾脆回去念原文。憂喜還未定，劉兄又希望我能校對譯文並且撰寫一篇導讀。他為了讓我放心，先告訴我譯者的身份，於是我二話不說就接下這個任務。我和劉兄相識相知近卅年，譯者曾凡慈的碩士論文又和這本書有關而且又是我指導的，再加上這幾年我開過「高夫曼專題研究」（還不說高夫曼是我的太老師）這些人情義理因素算在一起，真沒有拒絕的理由。曾凡慈的譯筆如何，讀者翻一下正文就可以自行判斷，無須我贅言（可是我還是要說身為第一讀者的校譯者的我是與有榮焉的）。但是有關高夫曼的生平和著作，特別是這本《污名》我覺得可以說些不算多餘的話。高夫曼的盛／聖名（或者其實也是污名？）高夫曼是社會學界的「怪咖」，十分惹人爭議。他的書也是。書就留待後面講，先說這個人。高夫曼於1922年6月11日出生在加拿大愛博他省的曼維爾市(Manville, Alberta)。父母是從烏克蘭移民而來的猶太人。他的名字是罕見的Erving，而不是常見的Irving，姓則是Goffman，結尾是一個「n」字而不是兩個，偶有學界人士會拼錯名或姓。這算是另一種形式的「盛／聖名之累」。他在大學之前都生活在加拿大。二次大戰結束的1945年，他正好從多倫多大學畢業，就學期間廣泛閱讀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著作，也曾經因為打工的關係認識了後來在美國社會學界小有名氣的加拿大同鄉前輩Dennis Wrong。據說他是受到Wrong的鼓勵才對社會學產生興趣的。也許他的加拿大身分，特別是後來生活在「看似本國實異國」的美國之後，讓他有更強烈的格格不入感。1949年他越過南方邊界轉往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就讀。在就學期間，他深受同鄉前輩Everett Hughes的影響，特別折服於後者提出「全控制度」的觀念，影響到他後來撰寫《精神病院》(Asylums)。他也擔任過以社區研究著稱的W. Lloyd Warner的研究助理 。同學之間也因為他說話常常語帶諷刺而稱呼他「小刀」(little dagger)。他以〈對描述經驗反應的一些特質〉(Some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ses to Depicted Experience)作為碩士論文。1949年到1951年間他到蘇格蘭的翁斯特(Island of Unst)蒐集論文資料，後來完成名為〈一個海島社區的溝通行為〉(Communication Conduct in an Island Community)的博士論文，而在1953年順利獲得博士學位。這也是後來他的《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一書的原型。畢業之後，高夫曼擔任過校內社會學名教授Edward Shils的助理，後來轉往「國立心理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從事研究工作，也在華盛頓特區的聖伊利莎白醫院從事觀察研究。他特別擔任運動指導員(athletic director)以便就近觀察整個機構的運作和醫病之間的互動。這也成為後來他的《精神病院》一書的田野資料。直到1959年高夫曼才應當時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系的Herbert Blumer之邀到該系任教，也因此開展了他的學術生涯。這已經是他學校畢業後的六年後，Blumer看上他日後的無盡潛力，最為後人所知的高夫曼在此時還未出現。這一年高夫曼36歲。接下來兩年，高夫曼連續出版了商業版的《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和《精神病院》兩本超級暢銷又長銷的現代經典，以及不怎麼有名卻有著中譯本的《相遇》(Encounter)。高夫曼也在1962年升等成為正教授。1963年高夫曼又先後出版了兩本著作：《公共場所的行為》(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以及《污名》。後者（即本書）又是他的第三本暢銷又長銷的現代經典。所以，高夫曼在出版《污名》時早已是社會學圈內圈外的「Ａ咖」。這本書充其量只是「高夫曼效應」的「錦上添花」之作。1967年他又將過去發表過的幾篇論文結集為《互動儀式》(Interaction Ritual)出版。在柏克萊待了十年之後，高夫曼轉往賓州大學任教，據說他的薪水在當時是全系最高的，也造成社會學系某些人士的不滿。他的研究室被安排在人類學博物館的地下室，而不是和其他社會學系同仁在一起，這也引起了一些斐短流長的八卦。從學術出版來看，高夫曼依然奮力不懈。這些耀人的成就有延續過去面對面的互動，包括：1969年的《策略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以及1971年的《公共場合的關係》(Relations in Public)；1974年《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則是轉向濃厚的哲學意味；1976年的《性別廣告》(Gender Advertisements)則再跨越到性別研究和媒體研究；最後是1981年「語言學轉向」的《談話的形式》(Forms of Talk)。最戲劇性的發展發生在高夫曼的最後歲月。1982年他被選上擔任「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本來依照慣例每任理事長要發表就職演說，可是就在他撰寫演說詞完畢之後，卻還來不及正式發表，他就在11月20日因為胃癌過世。這樣的「退場」方式也真的是十足的高夫曼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