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由海外民運人士親自撰寫的民運回望錄，揭開中國民運內部的糾葛，其中有理想抱負，也有現實的權力鬥爭，以紀實散文式的筆法，真實反思近年中國民運、西藏及臺灣的發展與未來。
作者簡介
秦晉
　　本名郁文龍，原籍中國江蘇，中學畢業後上山下鄉四年，曾經大海航行遊歷歐洲，從此打開眼界，猶如井底之蛙爬行出了井口。「生正逢時」，1988年末赴澳洲，也為尋求中國民主之道。1989年初開始投入海外民運，加入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同年末加入民主中國陣線，不論民運局勢如何風起雲湧、跌宕起伏，堅持民運的旗幟不倒、隊伍不散、聲音不斷。立志「一息尚存，矢志不渝」。 　　1999年獲澳洲西雪梨大學亞洲研究碩士學位。　　1997年和2005年兩次返回中國，第一次返回中國被監視居住，第二次去中國進關時候遭註銷原入境簽證，後被限期離境。

序　中國的民主是一定會到來的
【民運中國】　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和民運組織　芸芸眾「運」　悼念王若望 　香港的地位 　司徒華，中國民運的良師益友 　2010年《中國民主化展望與探索》國際會議開幕辭 　民運與專制的博弈 　隔岸觀火「中國茉莉花」　紀念六四，細看中國 　網路一束「茉莉花」激發對香港的新嘗試　民運內部的寬容和理解　功成身退，天之道--布朗與中國民運
【西藏篇】　第一次拜會達賴喇嘛 　第二次拜會達賴喇嘛 　第三次拜會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第二次雪梨演講會　民主中國陣線2008年訪問達蘭薩拉之行　西藏抗暴五十週年集會上的發言 　達賴喇嘛返藏是開啟中國政治大門的鑰匙　達賴喇嘛第三次雪梨演講會 　世俗與心靈的交彙--政治領袖與精神領袖的會晤 　第六屆國際支持西藏大會演講 　我讀尊者達賴喇嘛「9月24日聲明」 　歷史與今天　2012年5月拜見尊者達賴喇嘛的思考
【臺灣篇】　臺灣、大陸和美國之三角演義　遲到總比不到好 　海峽兩岸政體之間的博弈 　臺海兩岸，剪不斷，理還亂　寫在臺灣總統大選前　親身體會臺灣民主
【從世界看中國】　致李瑞環先生的公開信 　胡錦濤來訪的前前後後 　中國能建立起沒有基礎的高樓大廈嗎　澳洲的中國豪賭 　澳洲政治新領袖漢語講得一極棒　隨談澳洲聯邦大選 　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對日本的影響　民主人權高於奧運　落幕的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　西方民主政治的鐘擺變化 　中共與西方的「人權」遊戲 　《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讀後感　聽胡錦濤講，隨共產黨想 　要挪威道歉，是發威還是發昏？　致美國總統奧巴馬　敘利亞議案上中西較勁　澳中人權對話聽證會　三岔路口的中共　重新正確評價六四
後記

中國的民主是一定會到來的】錢達
　　秦晉是民運圈子裡進步最大的奇人
　　我認識秦晉二十多年了，我認為秦晉是民運圈子裡的奇人，因為我看著他在參與民運的過程中有最大的進步。還記得是1990年9月，民陣「二大」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秦晉在大會上被推舉參選監事，當時秦晉是民陣澳洲分部的監事會主席，在大會上卻表現平平，發表競選演說時竟然木訥地半晌講不出個所以然，當然監事也沒選上。　　　　1993年華盛頓會議是民運史上最黑暗也最慘烈的鬥爭，我在華盛頓會議以後，辭去所有民運組織的職務，正巧當時臺灣的政局因李登輝的禍國野心暴露而顯得危機重重，我回到僑界，關心臺灣前途，然後於1995年返臺出任新黨僑選立法委員。所以在這段期間，我沒有直接參與民運事務。　　　　2005年，我突然接到姚勇戰的電話，邀我去澳洲雪梨參加「2005年中國民運澳洲大會」。我在雪梨會議見到闊別十多年的秦晉，而此時的秦晉真的已非吳下阿蒙，他不但一手策劃雪梨會議，在會中展現演講甚至主持會議的能力，尤其驚人的是他竟能以流利的英文在記者會上對中外媒體分析民運形勢，並且能與中外記者們進行討論與詢答。
　　秦晉在影響國際媒體上有傑出成就
　　二、三十年來的海外民運史，可以說有很大的篇幅就是一部民運內鬥史，絕大多數的民運人士即使來到海外十幾年、幾十年，英文能力也只能私下聊天打屁，既不能上臺演講，更不可能進行公開的論證，所以絕大多數的民運人士只能在中國人的圈子裡搞民運，結果又因搶奪資源而進行無休無止的內鬥與內耗，最後整個民運界就在中國人的圈子裡把民運越搞越小而且越搞越臭。　　　　相反的，秦晉卻以具有講辯能力的英文，首先在澳洲當地社會開展影響力，他在澳洲與政界、學界都有長期的接觸與交流，而且逐漸獲得澳洲政界、學界對中國民主運動的關注與理解，像今年的2月，澳洲政府重新審視與中國政府進行的人權對話，澳洲國會人權委員會舉行了一場聽證會，邀請秦晉代表民主中國陣線出席聽證。　　　　除了澳洲當地的社會以外，秦晉還經常向國際媒體發表英文評論，介紹中國民運現況，或者報導中國大陸內部重大的人權事件與貪瀆事件，包括最近的李旺陽事件與薄熙來事件，秦晉直接致函澳洲總理和外長。而秦晉的其他政治評論，也曾獲得法廣網站或是英國BBC網站的首發。所以我認為秦晉對影響國際媒體甚至是國際社會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議題上，確實有非常傑出的成就。
　　民運領袖也像共產黨從來不肯認錯
　　我看過秦晉的書稿後，讓我感觸最深的還是關於1993年華盛頓會議的一段記錄。因為1993年華盛頓會議也是我參加民運迄今快三十年的經歷中最沉痛的回憶。而我之所以如此痛心，不只因為會中鬥爭的慘烈，我最痛心的兩個因素之一是，本來我認為在民運圈中比較正派的一批朋友，竟然被少數幾個野心家招聚，結成一隻隊伍（我就姑且稱之為「當權派」吧！），為了要奪取新組織（當時是「民陣」與「民聯」的合併大會）的主導權，而決心徹底打垮對方（我就暫稱「反對派」吧！），他們不惜在大會上進行多項舞弊，甚至不惜把一輩子風骨嶙峋的王若望老先生鬥垮鬥臭。　　　　華盛頓會議以後，我們很少看到對大會過程做比較完整的報導，我只看過一本書對大會做了全程報導，那就是一位曾經近距離接觸民運，但是從未真正加入民運組織的女作家安琪所寫的《痛苦的民主》。然而安琪在這本書當中對華盛頓會議的報導，完全是一面倒的偏袒「當權派」，不但對「當權派」諸多骯髒醜陋的行徑提都不提，還把會後民運組織的分裂說成「反對派」輸不起，但是當時「反對派」的心情是不齒與「當權派」這幫人為伍。我對華盛頓會議深感痛心的第二個因素是，「當權派」不但用不正當的手段打敗對方，事後還對受傷倒地的「反對派」發動潑屎潑尿的圍勦。　　　　秦晉這本書中對華盛頓會議的報導算是非常客觀，他對「當權派」的作為沒有用任何強烈譴責的文字。當然，也可能因為他對「當權派」桌子下面的動作瞭解的不如我清楚。我近年來也在考慮要公布我所見證的華盛頓會議臺前與臺後的真相，一方面我覺得我們不能讓青史成灰，一方面我覺得當初「當權派」做過許多見不得人的事，這些人中有的至今還是民運領袖，我要對這些人說，如果你們從來不就華盛頓會議的行為道歉，也不替受你們侮辱的「反對派」（尤其是含憤過世的王若望老先生）平反，我覺得你們要求中共平反六四是嚴重缺乏正當性的。

【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和民運組織】本文就1982年至今1999年的海外民運和組織的形成和發展做粗淺的介紹，其重點為民聯和民陣兩大組織興起、挫折和發展，其他眾多民運組織因限於筆墨不做介紹。囿於認識水平和知情範圍，難免有失偏頗。一、民主牆運動和民聯1978年至1979年間，中國大陸社會是一個既充滿轉折契機而又危機四伏的變化時期。隨著中共一代領袖毛澤東的去世，中共上層在權力重新分配時稍微放鬆了對輿論的鉗制，社會上出現了反思和求變的思潮，北京西單民主牆再一次成為全國民主運動的中心。不過這個時期只是曇花一現，隨著又一位政治強人鄧小平的復出和地位穩固，中共開始奉行「四個堅持」的新教條，於1979年11月正式關閉民主牆，大批民運人士魏京生、任畹町、王希哲、徐文立、劉青等相繼被送入監獄，西單民主牆運動的高潮至此結束。但是中國的民主運動並未就此消亡，而是轉入地下，並流向海外。1982年11月留學加拿大的王炳章博士在美國發起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拉開了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序幕。為了繼承北京之春民主牆運動，這個新組織命名為「中國之春」。在其刊物（也名「中國之春」）的創刊號上發表「告海內外同胞書」，毅然舉起反專制獨裁、反官僚特權的旗幟，為在神州大地實現真正的民主與法治、自由與人權鳴鑼吶喊。王炳章此舉頗似當年孫中山先生在海外組建「同盟會」舉起推翻滿清大旗，它首次形成了中共體制外的海外公開反對力量。不過那時的「中國之春」與其說是一個政治組織，更不如說是一份政治刊物，主要起著啟蒙海外華人和留學生的作用，以反抗中共一黨獨裁、揭露中共專制體制的陰暗和腐朽、傳播民主思想、建立西方式的民主中國；同時也通過刊物的影響力以及早期創始人的個人努力尋求志同道合者，聚集海內外民主力量，為實現民主中國做思想和幹部準備。《中國之春》1983年5月第3期的社論倡議「徹底變革中國社會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該文並提出政治上五項主張：一，廢除一黨專制；二，政黨、政府、軍隊、司法分離；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四，各級民意代表及各級行政首腦應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五，實行聯邦制，制定新憲法，解決祖國統一、香港及少數民族問題。經濟上也提出五項主張：一，終止中央集權計劃經濟，實行指導性市場經濟；二，在工業、農業、商業及其他經濟領域允許多種經濟體制同時並存，並在平等地位上互相競爭；三，制定明確法律保障私人財產、私人投資和私人企業；四，企業由工人和技術人員組成職工委員會管理，黨委不能領導職工委員會；五，農民對土地有所有權和使用權。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一個政治集團若想問鼎於政治權力中心，就必須擁有一整套治國理念和主張，其中最為主要的是政治主張和經濟主張。王炳章等人提出的政治綱領和主張具有受過西方民主國家治國理念影響的痕跡，當然也符合整個世界歷史潮流發展的趨勢。在其政治和經濟政策上與中共大相徑庭，其中涉及政治制度、國土統一、民族融合和經濟體制等多項大政方針，顯見與中共現行政策一爭優劣之意味。1983年12月27日至30日「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在美國紐約召開了第一屆世界代表大會，來自美洲、歐洲、澳洲、日本、香港、臺灣和中國大陸的共53名代表出席，在這次大會上將「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更名為「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民聯」。這是第一次在海外完成了中國民主運動的組織化。民聯宣稱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不依附於任何政治勢力的政治組織，並宣布：「本聯盟以獨立自主為準則，聯合一切民主力量（包括國共兩黨和其他政黨在內的民主力量），從根本上變革中國現行的政治制度」。民聯從成立之初，就將自身定為中共大陸政權政治上的反對派，並積極尋求與中共的正面交鋒。1983年初，中國總理趙紫陽訪問美國，民聯不失時機地公開致函趙紫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有關條款提出四點要求：一，要求中國民聯在中國大陸合法註冊，作為合法結社而存在；二，要求「中國之春」在中國大陸註冊、出版和發行；三，要求釋放在中國大陸獄中一切持不同政見者；四，要求直接與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國代表團會見商談。雖未獲中國方面任何回應，「民聯」還是有效地表現了作為中共政治對手的姿態。此後，只要有中國黨政軍高級官員到西方國家進行外交活動，當地的民聯成員總會舉行請願或示威活動，以此向中共當局表達中國民聯的政治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