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繪近二十年，甚至未來，影響台灣的關鍵力量——中國因素

　　巨蟒，形容的是正在崛起的中國。這個日益壯大的政權帶給周遭國家的，除了實質上的政經威脅，更有無所不在的心理恐懼，這種恐懼導致人們自我審查，甚至自動調整其行為。

　　「中國因素」一詞最早出現於2009年，吳介民在一篇文章中論及中國因素對台灣民主的影響。但事實上，中國因素影響所及不僅是政治，舉凡族群、文化、宗教、社會、產業，無處不在；而其影響方式除了直接施力，也透過台灣在地協力者間接影響，其施作方式更為複雜、幽微，甚至往往更為有效。

　　本書從地緣經濟學入手，首先針對「中國因素」提出一明確可操作的定義，接著利用「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勾勒出中國對台的政治意圖，如何透過跨海峽政商關係網絡與台灣在地協力者，影響台灣社會的政治行為與決策。接下來，各章作者分別就其研究領域，剖析中國因素在台灣的經濟投資、陸客來台旅遊、教科書課綱爭議、媒體與網路，以及宗教上的運作與影響。除了具體描繪中國因素如何運作，指認出各領域在地協力者網絡的運行，讓「中國因素」有了更立體的圖像；也企圖分析「中國因素」在台灣引起的反作用力，甚或「台灣因素」的影響。

　　本書並進一步指出中國因素已經成為全球性的課題，而台灣正可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因素的策略性場域（strategic research site），其發現與論點，可以延伸到香港、中國鄰近地區，乃至於全球。

　　如何偵測與確立影響台灣社會的關鍵力量，是台灣社會學家的重要任務。本書透過對中國影響的命名、提出作用力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以及具體的個案分析，將近二十年來深刻影響台灣社會「可感卻不可說」的關鍵力量，轉化為一個「可見且可說」的課題。同時也明確指出台灣社會各種抵抗的反作用力，揭示我們仍有能動的空間與創意。

名人推薦

　　本書將一個深刻影響台灣社會「可感卻不可說」的關鍵力量，轉化為一個「可見且可說」的課題。這不僅是學術上的貢獻，也是一種社會實踐。——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謝國雄

　　「中國因素」工程最重大的意義應該是，在恐共、反中、統獨這些情感與認同之外，提供理性的分析，了解崛起的中國如何具體影響仍需鞏固民主的台灣，進而更理性而有效地因應。——《新新聞》周刊總主筆，顧爾德

　　本書從台灣核心價值與存在感出發，觀看兩岸政治變化。「中國因素」不僅關於台灣，且關於中國；不僅關於日常生活，同時涵蓋區域及全球；它既是當代政治，也是二十世紀以來東亞歷史鉅變以及戰爭的延續。──張茂桂，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效應主題研究小組」召集人2010-2016年

　　在台灣的中國因素，已經是一個天天就在我們的身體、心理，與靈魂深處作用著的力量，時時刻刻與我們的周遭交雜、纏繞、拉扯、運作著。《吊燈裡的巨蟒》，標誌著台灣民主重塑靈魂，另一個開端。──徐斯儉，台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前主任

　　如何偵測並確立影響台灣社會的關鍵力量，是台灣社會學家的重要任務。清代以來，台灣歷經中華帝國因素、日本殖民因素、美國因素，近二十年來則有中國因素。台灣社會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主體性，本書是台灣追求主體性的一大步，也是形塑台灣社會未來發展的一股關鍵力量。──謝國雄，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作者簡介

吳介民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黃健群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

鄭祖邦

　　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葉國豪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

蔡宏政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伊恩 Ian Rowen

　　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

古明君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洪瑩發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劉怡寧

　　台彎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黃克先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黃兆年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博士後研究

川上桃子

　　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IDE-JETRO）研究員

張錦華

　　台灣大學新聞學研究所教授

李志德

　　二十年的新聞工作者

【推薦序】木馬與鏡子／謝國雄
【推薦序】「中國因素」有了清晰的立像／顧爾德
【推薦序】台灣中國研究的另類靈魂探索／徐斯儉
【主編序】讀懂「巨蟒」發出的訊號／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

第一章　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吳介民
第二章　紅色資本的進擊／黃健群
第三章　中國因素與台灣教科書爭議／鄭祖邦
第四章　香港「愛國教育」的在地協力機制／葉國豪
第五章　陸客觀光的政治經濟學／蔡宏政
第六章　在台灣上演「一中」／伊恩（Ian Rowen）
第七章　媽祖信仰的跨海峽利益／古明君、洪瑩發
第八章　中國情感，或佛教市場？／劉怡寧
第九章　基督教的跨海峽互動及其轉變／黃克先
第十章　新聞自由中的美國因素與中國因素／黃兆年
第十一章　中國影響力對台灣媒體的作用機制／川上桃子
第十二章　新聞傳播領域中的反作用力／張錦華
第十三章　中國網路戰略的「進化」，與台灣的因應／李志德

【附件一】九Ｏ年代以來台灣教科書爭議大事記
【附件二】一Ｏ三「台灣史」課綱（一Ｏ一課綱微調內容）

台灣與中國關係大事記

推薦序

木馬與鏡子

　　希臘史詩記載古希臘人進攻特洛伊城，久攻不下，利用木馬暗藏士兵進入該城，終於攻克。時間來到二十世紀，美國人類學家可馬洛夫夫婦（Jean and John Comaroff）講了一個殖民遭遇（colonial encounter）的故事。倫敦傳教士在十九世紀初抵達南非茨瓦納人（Tswana）的部落時，送給部落首領一面鏡子，人類學家的詮釋是這樣的：鏡中所呈現出來的意象將周遭的世界阻擋在外、將鏡中的意象回傳給本人，也將其自我從脈絡中剝離，並且裂解了原來連續的世界，而這將會重新塑造當地人——他們遲早會從鏡中看到基督徒的意象（這是傳教士的期望）。另一方面，茨瓦納人視傳教士送的鏡子是傳教士本人的延伸，會奪人魂魄並阻礙自我的繼續成長。

　　中國因素之於台灣，到底是攻入特洛伊的木馬，還是倫敦傳教士送給茨瓦納人的鏡子？或兩者皆是？身在台灣，我們如何理解中國對台灣的影響？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三位教授合編的《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提供了我們一個完整的架構來分析中國對台灣社會各個層面的影響。本書採取了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認為政治與經濟、政府與市場密不可分，特別針對中國這個結合了列寧黨國體制與國家資本主義的混合體，「借市場之力，行政治之實」，而台灣則是掙扎在「市場的誘惑」與「政治的威脅」之困局當中。清楚界定「中國因素」之後，本書提出一個「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勾勒出中國對台的政治意圖，如何透過跨海峽政商關係網絡與台灣在地協力者，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政治行為與決策，而台灣社會也對此做出回應。依據這樣的架構，本書各章作者分別剖析了中國因素在台灣的經濟投資、陸客來台旅遊、教科書課綱爭議、媒體與網路，以及宗教上的運作與影響。本書並進一步指出中國因素已經成為全球性的課題，而台灣正可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因素的策略性場域（strategic research site），其發現與論點，可以延伸到香港、中國鄰近地區，乃至於全球。

　　如何偵測與確立影響台灣社會的關鍵力量，是台灣社會學家的重要任務。過去，我們辨識出日治時期的糖業資本與家庭農場的連屬，形塑了殖民資本主義的發展；戰後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是由中小企業所組成的外包網絡擔綱，並創造了階級流動的機會；由省籍意識轉變為「四大族群，相互平等」的族群意識是各種社會力量角逐的後果，同時也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政治動員；台灣作為「不完全國家」帶來的特殊國族認同與內部分歧。現在，吳介民教授等人邀集了目前台灣研究中國因素的重要學者，共同撰寫了《吊燈裡的巨蟒》，偵測並辨識出「中國因素」是近二十年來影響台灣的關鍵力量，未來可能還是如此，這是本書的第一個貢獻。

　　其次，透過對中國影響的命名（「中國因素」）、提出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以及具體的個案分析，本書將一個深刻影響台灣社會「可感卻不可說」的關鍵力量，轉化為一個「可見且可說」的課題。這不僅是學術上的貢獻，也是一種社會實踐。

　　第三，不同於一般社會學研究著重於看似無法撼動的結構力量，本書明確地指出能動的空間，例如在面對中國各種「謀台」的作用力中，台灣社會產生了各種抵抗的反作用力。反作用力最終是否有節制或者消解作用力，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的是，即便在有如排山倒海的結構力量下，仍有能動的空間。揭示人類的能動與創意，特別是那些無法發聲弱勢者的能動與創意，是社會學的重要使命。

　　第四，本書突顯出台灣的重要性。探究中國因素的影響，台灣既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同時也是一個特殊的案例，因為中國宣稱對台灣有領土主權，並且公開進行促成「統一」的各種作為。這個特殊性源自於台灣與中國在歷史上的糾結，從讓台灣在國際間成為一個「不完全」或「不正常」國家，進一步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日常運作。台灣與中國在歷史上的糾結、台灣在國際上的「不完全」身分、中國因素的影響，三者相互連結，而這正是台灣社會的特殊性之所在。既可協助其他類似處境的國家藉以了解自身，進而形成聯盟;也可透過台灣這個特殊的個案，挑戰與修正西方有關資本主義發展、現代國家形成、民族主義、帝國主義與殖民遭遇等相關論點。

　　對台灣社會而言，清代有中華帝國因素，甲午戰後有日本殖民因素，二次戰後有美國因素，近二十年來則有中國因素。面對這些因素，台灣社會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主體性，此一追求展現在主權的捍衛、政治的安排、經濟生活的經營、集體想像的打造等面向。這本書讓台灣社會可以理解自身，釐清了台灣社會的集體身世及未來命運，是台灣社會追求主體性的一大步。本書是立基在學術研究上的社會實踐，將是形塑台灣社會未來發展的一股關鍵力量。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研究一向貼近台灣社會的發展動脈，針對影響台灣至劇的中國因素，本所成立「中國效應」主題研究小組，長期深耕，吳介民教授即是成員之一。本書出版前，本所曾協同舉辦專題研討會，如今問世，同感喜悅。


（謝國雄，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推薦序

「中國因素」有了清晰的立像

　　就在本書出版前夕，一則中國人事新聞引起台灣不小的騷動：中國海協會常務副會長鄭立中因「嚴重違紀」遭到撒職。鄭立中到底如何「違紀」？中國政府還未具體說明，但國台辦說，鄭立中的違紀，「其相關情況不涉及在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及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的履職行為和工作」。

　　鄭立中案之所以引起台灣關注，是因其擔任海協會副會長期間，正逢台灣馬英九開啟兩岸大交流時代。鄭立中曾在這段期間多次赴台訪問，全台走透透、深入基層，與農、漁民等基層民眾搏感情，與基層農、漁會組織建立關係。一個對岸台灣事務主要負責人，穿越不設防的台灣政府，直接在台灣基層建立廣大深入的網絡。

　　這位為被稱為「中國宋省長」的涉台主管，就是「中國因素」最生動的例證。

　　在台灣，「中國因素」一詞最早出現於本書主編之一，吳介民二ＯＯ九年〈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思想》第十一期，頁一四一～一五七）一文。這篇文章主要關切民主化的台灣，其主權、國家地位，以及民主鞏固受到來自中國的挑戰，「中國因素逐漸由外而內，影響到台灣的政治生活，導致主權爭議與國家認同兩者糾結不清。」（頁一四五）他並提出警告：「由於跨海峽資本的聯盟形成，在台灣的國家機構中形成強而有力的利益團體，而內建盤附在立法與行政機構。」（頁一四九）他當時寄望兩岸出現公民社會平台，以此抗衡跨海峽資本聯盟。

　　不過，當時吳介民並未明確定義「中國因素」，也未深究「中國因素」的具體運作、如何影響台灣。而〈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一文發布前不久，二ＯＯ八年十月底，鄭立中率團訪台並安排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事宜。從此，鄭立中開始了台灣「趴趴走」的歷程。而隔年陳雲林訪台，造成嚴重警民衝突，引爆「野草莓」抗爭，也讓台灣民眾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中國因素」的威力。二ＯＯ五年國民黨主席連戰破冰之後，兩岸之間各種政商平台陸續出現、運作，讓「中國因素」如何具體操作、影響，有了更多例證。到了二Ｏ一三、一四年，《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爭議引起台灣民間關注，最後演變成太陽花學運，這個過程讓「中國因素」四個字經常出現在媒體，並進入一般民眾的詞彙當中。

　　在本書中，吳介民除了對中國因素做出明確可操作的定義：「中國政府運用財政能力，給予某些台商與政治人物特殊優惠（或「特別照顧」）而使之成為『在地協力者』或『政治代理人』；或運用中資、親中台商、跨海峽資本，在台灣進行採購，或企業的收購、入股、併購，並進而影響台灣的企業行為、政府決策、媒體輿論、民眾態度，或政治秩序。透過上述作用，使中國（包括中國政府、中資與跨海峽資本）的影響力進入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活各領域，讓中國因素引發效應。」（參見本書頁三四）參與本書的各領域研究者，也企圖具 體描繪出中國因素如何運作，指認出各領域的「在地協力者」，以及在地協力者網絡的運行，讓「中國因素」有了更立體的圖像。此外，作者們也分析了「中國因素」在台灣引起的反作用力或「台灣因素」。

　　當然，描繪出在地協力者網絡的具體運作是其中最困難的部分。本書作者也企圖把過去對各自領域長期的關注研究，整合到「中國研究」的架構下，讓這個網絡更加清晰。

　　例如伊恩的陸客民族誌，從微觀角度鮮活地描繪出陸客、導遊與觀光業者的互動。而古明君與洪瑩發，指出了台灣媽祖廟之間爭奪正統，引發鎮瀾宮找中國背書，直接續接湄洲媽祖的祖廟香火，提升了在台灣內部媽祖廟間的位階。這種台灣神界「引外力介入」例子，彷彿是政界排隊赴北京，要中國領導人背書認證鮮活的翻版。此外，川上桃子描繪了「中國因素」從四種路徑滲透台灣媒體產業，尤其呈現出這個外力對具體組織運作的影響。而黃健群則讓我們了解，原來進擊台灣的紅色資本其實多是台商與中資合股。

　　在理論層次，鄭祖邦提出「跨海峽文化與意識形態網絡」，強調兩岸間部分合作或認同是因為理念的「相互性」與「親近性」，而非權力作用，也不一定有物質利益介入。這個觀點是原本「中國因素」架構的擴延，也是挑戰。有關不同性質「因素」的不同作用方式，以及情感理念認同與有形無形利益之間是否存在糾葛，都有待更細微的考察。

　　集合這些作者們在各領域、不同層次的觀察，讓「中國因素」架構更立體。不過因每個作者著重的面向各有不同，要整合成一個有系統、有血肉的「中國因素」結構，還有許多空間值得後續者填補，尤其是關於這個網絡的具體運作機制，有待更多實證資料來加以豐富。

　　就現實影響而言，「中國因素」工程最重大的意義應該是，在恐共、反中、統獨這些情感與認同之外，提供理性的分析，了解崛起的中國如何具體影響仍需鞏固民主的台灣，進而更理性而有效地因應。


（顧爾德，《新新聞》周刊總主筆）

第四章　香港「愛國教育」的在地協力機制（摘錄） 三、中國因素及其影響 自二ＯＯ七年胡錦濤訪港以降，其精心布署的國民教育科在二Ｏ一二年遇到始料未及的激烈反抗，就此結果而論，公民社會似乎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至少特區政府已經宣布擱置相關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因此，反國教運動中的中國因素與其在地協力網絡雖然緊密而強大，卻似乎並非沒有反抗的可能。綜觀中國因素對反國教運動的影響有四。 首先，中國因素的影響會因議題而有所不同。法治與自由是香港民眾最重視的「核心價值」，相對而言，民主與市場經濟卻未必是，因此反國教運動之所以可以匯聚民意，乃是因為國民教育觸及了香港家長視其為子女教育的切身權益，直接影響子女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因而甚至促使一些原本較為保守溫和的中產階級家長都選擇上街抗議。曾經在二Ｏ一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發起「全民行動，反對洗腦」萬人遊行的「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在其網頁中提到「如果你在孩子的課本上，看到令你悚然而驚、偏頗失實的國教教材；如果你在學校活動裡，留意到鼓動盲目愛國的環節；如果你的孩子，受到是否愛國的價值評核⋯⋯不要遲疑，請聯絡我們！⋯⋯讓我們連結更多家長關注事件，齊齊守護孩子」。其中，家長關注保護子女的心切情緒躍然紙上（在廣東話的語境就是「不要搞我個仔」），有律師與人權工作者因此認為國民教育屬於倫理、信仰與道德的範疇，依據國際人權公約及聯合國的人權標準，家長有權為子女選擇是否接受國民教育，或參與相關課外活動。然而，若是換成其他諸如政治改革或中港兩地經濟融合等議題，即使均涉及中國因素，相信未必會激發如此強烈的反彈。曾任教育署長，時任行政會議（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召集人的林煥光即曾表示，反國教運動已變成港人核心價值之爭，是「家長及教師懷疑政府講一套做一套，『掛羊頭賣狗肉』」。簡單地說，中國因素雖然強大，但若是涉及法治與自由的保障，在香港就會面臨激烈的抵抗，因此對於中國因素的在地影響，必須做出更準確與細緻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