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台灣媒體生態的起源、複製與再生。
 
　　二次大戰結束後，經歷四十多年（一九四五〜一九八七）的政治高壓管制，與三十多年（一九八七〜二○一九）的自由市場競逐，台灣的新聞媒體生態之所以發展成當前樣貌，跟這個社會的許多其他面向一樣，都具有歷史獨特性。
 
　　本書以吳濁流、李萬居分別代表台灣本地報人及半山報人群體，而在外省報人方面，則以曾虛白、雷震分別作為依附國民政府政策與批判國民政府政策的代表，觀察這些不同的報人群體，如何代表其背後不同的知識階層，在戰後台灣報業的舞台上各自、同時也是共同的展現意志，在經歷交會與分歧、激盪與磨合之後，如何在台灣的媒體生態上持續發揮強大的影響力。


作者簡介

 

邱家宜

 

　　出生於「殺朱拔毛、反攻大陸」時代的台灣，在父系中國、母系台灣的家庭成長；穿梭在代表父系、高調的宗法與廟堂，及代表母系、靜默的人情與生活之間，直到理解表象下往往還有深埋的底層。研究台灣近代史，讓我了解自己人生的底圖如何繪成，這是一幅讓我駐足良久，不時喃喃自語「原來如此」，仍在不斷展開中的底圖。

1.報人典型的選擇
為理解台灣新聞媒體提供線索
戰後台灣三種地緣背景的四類報人
 
2.雷蒙德‧威廉斯的「感知結構」理論
「感知結構」理論在本書中的運用
何謂「感知結構」
「感知結構」的「文化物質主義」立場
「感知結構」與「霸權」概念的對照
「感知結構」的「原生結構主義」方法論
「選擇性傳統」與「感知結構」
邊陲意識與「感知結構」
 
3.戰後的台灣社會：匯聚與分歧
看似相似而彼此陌生的人們
語言與文字轉換的困局
隔閡、誤解與歧視——以省參議會「完全奴化」風波為例
多重「感知結構」之島——認同歧異問題
為何選擇吳濁流、李萬居、雷震與曾虛白
 
4.苦悶的殖民地知識份子：吳濁流
前清遺老書香第
殖民地知識階層的多重語境
在報社當記者與編輯
「不容青史盡成灰」的記者使命感
「社會寫實」的小說寫作
殖民地知識階層的認同崎嶇路——「亞細亞孤兒」意識
 
5.徘徊在認同與放逐之間：李萬居
海角偏鄉的困苦成長經驗
日（殖民地台灣）、中、法三重經驗
從國際問題到台灣問題
前殖民地孤臣孽子
問政與辦報
組黨與挫敗——最後一役
 
6.萬山不許一溪奔：雷震
生長於浙江的「河南佬」
負笈東瀛的心智鍛鍊
對國民黨從參與到失望
「自由中國」的言論先鋒
與本土政治勢力合作組黨
台灣民主運動的播種者
 
7.國民政府政權的忠誠守護者：曾虛白
常熟望族翩翩公子
與父親共同經營書店的「文藝青年」時期
與董顯光、張竹平合作辦報
由記者轉為國民政府文宣舵手
主持黨國媒體
三民主義新聞學
影響台灣新聞教育與實務數十年
 
8.戰後初期「感知結構多重奏」的台灣報業舞台
戰後初期台灣的報業概況
四位報人的「感知結構」
交錯的生命史與「失落的世代」
「感知結構」多重奏的台灣報業舞台
 
9.「選擇性傳統」的運作
兩個重要轉折——二二八事件與雷震案
「感知結構」與認同
伏筆與線索
 
10.結語
回顧與前瞻
在新聞史研究領域的幾個初步成果
殘餘與重返——混種的「新興感知結構」
 
附錄：曾虛白、雷震、李萬居、吳濁流之相關年代與事蹟對照表
 
參考資料

序

為理解台灣新聞媒體提供線索
 
　　二次大戰結束後，經歷四十多年（一九四五～一九八七）政治高壓管制，與三十多年（一九八七～二○二○）的自由市場競逐，台灣的新聞媒體生態之所以發展成當前樣貌，跟這個社會的許多其他面向一樣，都具有歷史獨特性。如今，當新聞媒體在政治、社會，甚至文化議題立場上各自選邊，並以「藍媒」、「綠媒」、「統媒」相互指稱，彼此壁壘分明，因而經常被指為製造對立的「社會亂源」時，「商業媒體基於市場考量」的簡單論斷，似乎並不足以解釋這些現象。由於新聞媒體本身就是各類社會論述的集散、加工與產製中心，其議題設定必然相當程度反映該社會明顯的或潛在的關切，尤其是那些歷久不衰的議題。
 
　　一九八八年台灣解除報禁，過去公開壓制或扶植媒體的政治力逐漸後退，既有或新興的新聞媒體，透過事業資本與市場的互動，容納了更廣大的社會光譜。消費者取向的市場法則，在幾乎所有的新聞媒體中，都造就了大量五光十色的名人八卦、商品消費訊息等內容，顯示出在資本主義市場中一致的「去政治性」傾向。但每逢選舉，或遇台海兩岸互動等重大政治事件，台灣的新聞媒體就又都顯現出高度的政治性，但這個「政治性」並非對應於前述「去政治性」的一般政治性，而是經過立場選擇的政治性。這些在政治立場上的異質性，無法完全歸因於市場計算，亦無法簡單的用各自服務於政治鬥爭來解釋。觀察其與各式社會動員間的相互呼應，可以看到這些異質性原本即深植於台灣社會各個層面。如果我們假設，台灣錯綜複雜的近世歷史軌跡，是造就這些異質性的歷史淵源，那麼作為整體社會的一部分，繼承了不同歷史遺產的報人（新聞工作者），在擔負社會論述再生產工作時，會各自出現政治立場的偏好，似乎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究竟是哪些異質性？何以異質？本書透過對個別報人生命史的掌握，嘗試以「原生結構主義」式的「類型」，對戰後台灣社會中幾個不同屬性的報人群體做類型建構。從個體出發，類推至特定報人群體，再以此報人群體映照一個更廣大的社會群體。以「原生結構主義」式的「類型」，作為從理解個體生命史推向理解社會群體歷史的中介樞紐：透過對四種不同類型代表性報人之個人生命史的考察，及其彼此間的交光互影，我們將勾勒其所代表的某種「感知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並進行比較，再進一步追索此些不同「感知結構」的轉進與發展，以探究這些異質性的根源與演變，希望能為理解當時與後來的台灣新聞媒體，甚或整體台灣社會，提供有意義的線索。 

9「選擇性傳統」的運作 兩個重要轉折—二二八事件與雷震案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與一九六○年的雷震案，是戰後初期（本文所討論的範圍）台灣報業發展的兩個重要轉折。後者也是本書之所以選擇一九六○年為斷代點的主要原因。 在一九四五年終戰到二二八事件之前的短短一年多時間，日治時期即投入新聞事業或參與文化運動的台灣文化人，以《民報》、《人民導報》、《台灣新生報》為主要據點，活躍於台灣的報業舞台，包括黃旺成、林茂生、王添灯、王白淵，以及吳濁流等人。當時處在戰後百廢待舉、內戰一觸即發狀況下的中國，並不能提供剛回歸「祖國」的台灣良善的治理，而導致了二二八事件的不幸。二二八發生之後，由台灣本土報人經營，充分發揮自由輿論精神的報紙幾乎統統被迫關門，官營的《台灣新生報》也經過內部大整肅，讓包括吳濁流等一批日治時期養成的台灣報業精英全數退出了報業舞台。 本書以吳濁流為代表，從生命史的追溯，探究其「感知結構」樣貌，所呈現的雖然是個體的經驗，背後所欲對應的，卻是一整個與吳濁流有類似經歷的世代。也就是周婉窈所說的，在日治時期受過良好教育，日文、日語嫻熟，但從日治一夕過度到國府後，卻面臨文化脈絡喪失的那個「失落的世代」。如同吳濁流一樣，能在戰後繼續辦報、從事新聞工作者，多半都有漢文的根底，但他們很快就發現，與睽隔五十年的中國之間存在有許多的格格不入。 在第二章〈「感知結構」的「原生結構主義」方法論〉一節中，我們曾經提到威廉斯用來解釋文化發展的「選擇性傳統」這個概念。本章將嘗試將此一概念用在戰後初期台灣報業發展的特殊軌跡上。所謂的「選擇性傳統」，簡要的說，就是一個社會的文化傳統並不是客觀不變的，而是經由每個世代不斷的重新建構而產生的。在一個社會中，某些特殊利益會決定「選擇性傳統」的運作方向，包括階級的利益、族群的利益、政權的利益等等。從二二八事件到《自由中國》雷震案，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某些「選擇性傳統」的運作方向。所謂「選擇性傳統」，不僅是不斷重新選擇有意義的歷史事件、歷史敘事，也是對過去歷史的重新詮釋，在「選擇性傳統」的運作下，會產生特定的歷史敘事方式，也可能將明明存在過的文化傳統加以拒斥或掩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