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主要考察1980年代以來發生在美國學界的圍繞“西方文學經典”的論爭。 20世紀的前五十年，是西方文學經典建立並得以在體制上確認的時期，文學經典被認為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具有永恆價值的、遠離政治利益的。經典形構（canon-formation）的這一過程以如此“自然的”方式進行，以至從來沒有人注意。20世紀六七十年代，作為社會運動的學術之翼，文學經典開始遭到質疑。這種質疑的焦點集中在經典形構中的排除和包含，認為是作者的階級、種族、性別身份決定了他們的作品被包含或排除于經典之列。在這種視野下，人們發現，文學經典幾乎全部由已故白人男性組成，是歐洲中心論和“瓦斯普主義”（Waspism）的建構。多元文化主義的倡導者們認為，經典應該更多地代表真正的社會多樣性和寬廣範圍的文化遺產，經典應該包含先前被排除在文學史和主流文化的教育體系之外的作者作品。從1980年代初開始，文學經典話題在體制上顯著起來，其標志是來自學院內的教師對“英語文學”教學大綱應包括什麼內容的討論，以及對傳統的文學批評的實踐及其認識前提的反思。1983～1984年，美國著名雜志《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主辦了以文學經典為主題的討論，推動了人們對文學經典話題的關注。而作為文化戰爭中心的文學經典論爭在1980年代後期達到高潮，它表現為幾部以大學教育、文化傳統、文學文化經典為話題的暢銷書的連續出版，與課程改革相關的激烈事件（斯坦福事件）的發生，有影響的學者社團（“全國學者協會”、“為民主文化而斗爭的教師”）的組建，以及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論爭中來並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出版了許多相關著作。時至今日，關于文學經典的討論余音尚在。 美國發生的這場文學經典論爭，是各種因素相互作用所致。從論爭的社會背景上看，它是1960年代末以來的社會政治運動在學術界的投射。在社會運動的推動下，黑人研究、婦女研究、少數人群體研究有了長足發展，文學研究作為其中的一部分也有不少建樹。但教學改革的步伐遠遠落後于社會運動理論與實踐，經典之爭的一個主要意圖是促進文學文化的民主化進程。從文化上看，文學經典論爭其實是文化戰爭在大學人文教育上的反映，是文化戰爭的一個主戰場；狹義的文化戰爭就是圍繞西方文明與文學經典的爭奪，保守主義者將文學經典作為文化傳統的保留地而進行守衛，而新左派為自己辯護說他們只是要求“拓寬經典”，讓少數族裔的聲音能夠被听到，但完全沒有推翻西方文明的意思。從思想源泉上說，它反映著1980年代英美政治理論的辯論焦點，是身份政治登上政治舞台之後在文學經典問題上的反映；它直接受到社群主義理論的啟發和指引，要求身份政治在文化系統中的代表性。從學術研究的趨向看，它是在文化研究提供的理論、視野與方法啟發下的結果。美國的文化研究是英國的文化研究在全球的發展之一。它以“受害人研究”為特色，為少數人群體爭取權益，反映在文學經典論爭上就是要求少數群體在經典中的代表性。從教育體制、學科建設方面看，文學和批評受到大學中交叉學科的發展所帶來的方法論和質詢方式的重大影響。文學研究的壓力是，必須對“偉大”文學作品的公認傳統進行懷疑和分析，仔細檢視批評運作的前提，並追問︰批評是在多大程度上通過對構成“文學價值”的東西予以預選、評估、假定，從而制造出“文學”的。 本書梳理文學經典論爭過程和各種觀點，但更主要的用意，是對論爭中最重要的和最富于啟發性的維度做出描述和分析，揭示出使文學經典論爭成為可能的學術視野。因此在考慮到了歷史線索之後，基本上是從文學經典爭論的幾方面來搭建框架。第一章從詞源的角度對“經典”、 “古典”、“文學經典”等詞語進行梳理，考察它們的原始意義以及詞義變遷中反映出的社會歷史文化內涵。我們將看到，經典就是標準，而這種標準的制定與教會、政府、學校的機制作用密不可分。由于經典選擇和確立過程被拿來與文學經典的建立過程做了類比，文學經典的權威性的實質才被認識、被拆解。第二章在文學 “自身”領域，思考文學經典的價值功能和美學標準。我們將揭示英語文學傳統的建構過程，以及這一傳統中深刻的人文主義關懷；重新考量被當作文學經典的重要特征的“普遍性”與“永恆性”等相關問題。文學經典的特征還可以從美學競爭的角度來揭示，哈羅德?布魯姆這樣的美學理想主義者不僅提供了思考經典的一種有淵源、有影響的角度，也表現出一種維護經典的強硬姿態。第三章把文學經典論爭放到文化的視野中、放到文化戰爭中去做一個宏觀考察，說明政治文化訴求是文學經典論爭的根本動因，“打開經典”的呼聲實際上反映了不同群體希望在政治文化體系中獲得符號表征的要求。第四章認為文學經典與大學教育息息相關，現代大學教育的發展促成了文學研究的專業化和職業化，在大學課程大綱、閱讀書目和文選那里，文學經典獲得了可見的棲息地。因為文學經典一直佔據著博雅教育的中心，所以經典論爭實際上是大學教育理念的斗爭。“經典形構”也是經典論爭中的熱門課題，許多批評家都從不同角度揭示了經典加封過程中的種種偶然與必然；本書將表明，在文學經典成因中，個人意見、時代要求、機構制度、文化體系常常糾葛在一起發揮著綜合作用。

序言 經典︰變動中的永恆 導論 一 文學經典何以成為問題 二 文學經典之爭的視角與層面 三 本書的研究對象、範圍和基本思路 第一章 文學經典的含義 一 “經典”的詞源及含義演變 二 經典(canon)與古典(classic) 三 經典與文學經典 第二章 以文學自身的名義 一 經典的功用︰人文主義傳統的建立 二 傳統與正統︰艾略特的經典修正 三 英語文學傳統的描述與學術規訓的建立 四 對文學經典的特征與標準的反思 五 原創與影響︰哈羅德?布魯姆的經典觀 第三章 作為文化表征的文學經典 一 文化戰爭 二 多元文化主義與身份政治 三 挑戰文學經典︰以女性主義為例 四 在個人自我與文化身份之間考慮經典 第四章 文學經典與大學教育 一 草坪上的文化戰爭 二 經典︰博雅教育的中心 三 拓寬經典︰推薦書目、大學課程與文學選集 第五章 文學經典形構中的偶然與必然 一 文學經典的偶然性 二 意識形態、文化資本與經典形構 三 另一種“偶然”︰被選中的與被忽略的 第六章 文學經典論爭的其他維度 一 虛實之間的張力︰實用主義立場 二 為經典賦意︰來自哲學闡釋學的啟示 第七章 結論與啟示 一 結論 二 對中國高等母語教育及通識教育的思考 附錄一 莫提默‧艾德勒(Mortimer Adler) 之推薦書目 附錄二 1937～1938學年哥倫比亞大學一年級人文教程必讀書目 附錄三 1988～1989學年斯坦福大學“文化-觀念-價值”概論教程“歐洲和南北美洲”部分必讀書目 附錄四 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附錄之《經典書目》 參考文獻 後記

1980年代以來，文學經典的論爭在世界範圍內成為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熱點。這個論爭先是出現在美國，後來波及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 傳統觀點認為，經典是經得起時間考驗、具有永恆價值並對審美、文化、道德乃至政治具有規範力量的作品。無論在漢語還是其他語言中，“經典”都有規範、法則的意思，它不但指歷史上流傳下來的、以語言文字或其他符號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類文本所或明或隱地體現的，制約、規範人類思維、情感與行為的文化、道德與政治力量。因此，“經典”這個術語從來不限于文學藝術和審美領域。《論語》就是中國傳統倫理規範的象征，古代素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在西方，最早的公認經典是宗教典籍而不是文學作品。 由此決定了單純的審美本質主義很難解釋經典包括文學經典的本質。我們固然不能認為文學經典完全是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等“外部”力量肆意打造的權力產品，特別是從長遠的歷史角度看，能夠經得起時間淘洗的經典作品常常體現出某種程度的“超歷史”的穩定性，但是我們卻也無法邏輯地列舉和分析這種穩定性的固定要素特別是審美要素。經典至多是變動中的永恆。 自從文化研究興起之後，經典更多地被看作是一個被爭奪的對象，一個充滿了硝煙的戰場，一個各種社會力量和權力因素介人其中的復雜建構。決定什麼樣的文本能夠成為經典，與其說取決于其內在的所謂審美本質，不如說取決于變化不定的權力。西方20世紀六七十年代如火如荼的“文化革命”無疑為這種經典觀的流行起到了推動作用。 在美國，由于社會文化運動激發以及文化研究視野的引入而導致的經典論爭出現在1980年代，並一直延續至今。閻景娟的這本書（也是她的博士論文）就是以之為研究對象。在我為她定下這個選題時，正是國內“大話文學”、“無厘頭”等戲說經典的風潮方興未艾、熱火朝天之時，當然，此前已有女性主義批評因受西方思潮影響率先開始對自由人文主義的經典觀——把經典視作永恆審美價值與人文價值之體現的本質主義經典觀——發難。我覺得無論是對文學研究還是文化研究，乃至思想史研究，無論是對文學理論還是文學史，這都是一個非常有學術價值的選題。 正如閻景娟指出的，20世紀的前五十年是西方文學經典建立並得以在體制上確認的時期，這個確立的過程顯得如此“自然”，從來沒有人懷疑過其中有什麼“權力”在作祟。這種自由人文主義的經典觀在六七十年代以降的文化研究的斗士看來，則正好是隱蔽了權力的權力，或者“不被識別的權力” （布迪厄）。文學經典的客觀性、永恆性和超功利性開始遭到質疑。女性主義者和黑人批評家們認為，不平等的種族、性別等權力關系是決定何者為經典的關鍵因素，這是一個包含了吸納和排除的權力建構過程。他們痛陳文學經典的倉庫里堆放的幾乎全部是已故白人男性作家的作品，文學史幾乎就是白人男性的文學史。多元文化主義對西方中心主義和男性中心主義發起了輪番轟炸。文化多樣性和政治正確成為經典選擇首先要考慮的標準，這個標準與其說是審美的不如說是政治的，或者說，所有審美的也都是政治的，或偽裝為審美的政治。正如閻景娟指出的︰ “美國發生的這場文學經典論爭，是各種因素相互作用所致。從論爭的社會背景上看，它是1960年代末以來的社會政治運動在學術界的投射。”“從文化上看，文學經典論爭其實是文化戰爭在大學人文教育上的反映，是文化戰爭的一個主戰場︰狹義的文化戰爭就是圍繞西方文明與文學經典的爭奪，保守主義者將文學經典作為文化傳統的保留地而進行守衛，而新左派為自己辯護說他們只是要求‘拓寬經典’，讓少數族裔的聲音能夠被听到，但完全沒有推翻西方文明的意思。從思想源泉上說，它反映著1980年代英美政治理論的辯論焦點，是身份政治登上政治舞台之後在文學經典問題上的反映；它直接受到社群主義理論的啟發和指引，要求身份政治在文化系統中的代表性。從學術研究的趨向看，它是在文化研究提供的理論、視野與方法啟發下的結果。” 閻景娟的著作詳細地梳理了1980年代以降美國學術界經典論爭的歷史。從1980年代初開始學院內關于英語文學課程應該教授什麼的討論、《批評探索》以文學經典為主題的討論，到1980年代後期幾部以大學教育、文化傳統、文學文化經典為話題的暢銷書的出版，聚焦于大學課程改革的“斯坦福事件”的發生，“為民主文化而斗爭的教師”等組織的組建及其活動，布魯姆的《西方正典》引發的爭論，等等。本書不僅梳理了文學經典論爭的過程，而且對論爭中最有代表性的觀點和方法進行了深人分析和中肯評價。這些篳路藍縷的工作在漢語學術領域具有開創性意義。 最後值得指出的是，閻景娟的著作雖然花費了很多的篇幅介紹反自由人文主義、美學理想主義、本質主義的（反）經典理論，但是自己卻並不完全認同這種經典觀。她在描述、介紹和評價自由人文主義、美學理想主義、本質主義的經典理論時，筆鋒常帶眷慕與同情，對于以權力為中心的經典建構範式持有相當程度的異議，在此也體現出她和我這位導師的差異，體現出她堅守自己觀點的執著，雖然平時她對我從來都是恭敬有加、極度尊重。 我欣賞她的這種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