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代的華北特殊化》分三冊，由黃自進、陳佑慎、蘇聖雄主編，除利用外交部檔案外，並加入國史館庋藏之蔣中正總統文物相關史料，以豐富史料，重新探索1930年代中日、內外各方勢力競逐下的華北問題。

編者簡介

黃自進

　　國立臺灣政治大學法學學士，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碩士、博士。曾任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訪問學者、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研究科特別研究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日本立命館大學經濟學部客座教授，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等。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陳佑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主要著作為《持駁殼槍的傳教者：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國民革命與北伐戰爭》（合著）、《國防部：籌建與早期運作（1946-1950）》及學術論文多篇。

蘇聖雄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及博士。專長近代中國軍事史、民國政治史、蔣中正研究。曾任國史館助修、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著有《戰爭中的軍事委員會：蔣中正的參謀組織與中日徐州會戰》、〈陳誠與中國遠征軍〉、〈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再探〉等專書與論文，另合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陳誠先生日記》、《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主編《林蔚文抗戰遠征日記》等書。
 

編輯凡例
河北事件與南京政府退出華北
宋哲元與冀察政權

導讀

　　本資料集在結構上分為以下幾個主題：「長城戰役與塘沽協定」、「通航、通車、通郵交涉」、「華北特殊化與華北自治運動」、「河北事件與南京政府退出華北」、「宋哲元與冀察政權」、「中日國交調整」、「全面戰爭的前奏」等主題。不論是謀國者的苦心，抑或在地勢力的觀點，俱能稍見其一二。

　　本資料集選錄之文獻，聚焦於1930年代的「華北問題」，此議題可說是一幅牽動中日關係、中日兩國內部各種勢力的歷史圖景。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進佔北京，北京政府結束，南京國民政府宣言北伐告成。隨即北京易名為「北平」，終國民黨政權統治中國大陸的時代，不再是中國的政治中心。然而，整整19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對華北地區的統治，仍舊極受限制。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前夕，華北地區的河北、察哈爾二省，且已形成所謂「特殊化」的局面，對南京中央政府實處於半獨立的地位。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基於日本的作用，以及中國內部各方勢力的角力，而這兩者之間又有交互的影響。
 

本資料集第一部分「長城戰役與塘沽協定」，即為1933年長城戰役及其停戰協定《塘沽協定》之相關史料，並上溯熱河戰役的歷史過程。其事件的經緯，於此不再贅述，讀者可自行從史料的字裡行間，尋索蔣介石、張學良、何應欽、黃郛諸人間面臨華北危局的應對之道。其次，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署後，中日兩國的交涉重點即轉為「戰區善後」以及「關內外通車及通郵」。此亦為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主政華北期間，所面臨的要務。蓋在《塘沽協定》所劃定的「非武裝地帶」中，中日兩國均須將軍隊撤出，但該地帶的行政權仍屬中國。中國政府重建區域內的警察、保安武力，並改編原由日方所扶持的「偽軍」，均須與日方洽商。而中國欲接收戰區，又需接收關內段的北寧鐵路。蓋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北寧鐵路已告斷絕，中日雙方的列車均駛至山海關止。1933年長城戰役爆發，關內段的北寧鐵路也無法正常運作，通車問題遂由此產生。再加上相關的通航、通郵等問題，構成了本資料集第二部分主題「通航、通車、通郵交涉」。本資料集第三部分的主題，為「華北特殊化與華北自治運動」，聚焦於1933年後日本關東軍、天津軍的「密謀組織華北新局面」。相關事態發展，誠為1935年9月日方策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的張本。特別是在《塘沽協定》簽署後，中日兩國的和平為時甚短。此間重要關鍵是，關東軍逐漸意識到，黃郛雖以「親日」著稱於世，但並不可能仰日方之鼻息，遂決計自行動手，逼使南京政府真正自華北撤退。1930年代中期，中日的「國交調整」嘗試，並未換來真正的和平。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的爆發，揭開了中日全面戰爭的序幕。可以說，中日全面戰爭的導火線，點燃於華北地區；儘管，全面戰爭並非日本政府的既定計畫，而是出於中日兩國政府都不願對偶發的糾紛有所妥協。中日兩國在全面戰爭前夕，就華北問題的往還，構成本資料集最後一個主題「全面戰爭的前奏」。